为什么说“大跃进”后，刘少奇如履薄冰？
“大跃进”运动
自革命战争时期始，刘少奇便以其求真务实的精神独树一帜，擅长洞察问题、破解难题，勇于提出疑问，直言不讳。正因如此，他在1940年代迅速赢得了毛主席的青睐，其地位亦随之飞速攀升。
然而，进入1950年代末期，尤其是“大跃进”运动之后，刘少奇内心逐渐笼罩着一种如临深渊的惶恐。最初让他产生这种感受的直接导火索，正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其心灵造成的强烈冲击。
1956年，中共八大正式确立“稳步推进，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策略，翌年，我国经济建设便取得了自建国以来最为辉煌的成就，不仅圆满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更迎来了经济发展态势的空前繁荣。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严重背离了客观的经济增长规律，对我国的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跃进、公社化运动。
1956年，刘少奇、周恩来及陈云等人提出了“既抵制保守主义，亦摒弃急躁冒进”的原则。毛主席虽未对此方针明确表达异议，但其内心实则对“反冒进”的立场持有保留。
1957年下半叶，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全面铺开，毛主席在党内多场重要会议上，对“反冒进”政策展开了严肃的批评。此番对“反冒进”的误判，直接催生了“大跃进”运动的启动。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对“反冒进”的指导方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这一方针未能充分评估已取得的成就，过度放大了存在的问题，并对民众情绪造成了负面影响。他指责“反冒进”是一种右倾保守的表现，无异于成立了一个“促退委员会”。政治经济后果不良。
紧随其后，1958年1月，南宁会议的召开使得毛主席对“反冒进”的批评达到了顶点。他明确提出，反冒进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它不仅消磨了六亿人民的心气，更导致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四十条纲要以及促进委员会三项重要举措的废除。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再度就反冒进议题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必须与反冒进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坚决抵制保守的行进路径。参加这些会议的刘少奇内心充满了忧虑，他深刻体会到了毛主席所批评问题的严重性。
纵然毛主席在若干次集会上对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领导人周恩来、陈云等人进行了批判，未曾提及刘少奇的名字，然而，正是刘少奇在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同时，参与了反冒进方针的制定，这无疑令他内心充满了不安。
此刻的刘少奇深信毛主席的决策无误，同时，为了维护整体利益，他在成都会议上勇于进行自我批评。紧接着的会议中，刘少奇发言中自我反省，个人认为，自己的构想与毛主席的设想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刘少奇称赞道，毛主席的构想“无疑是卓越之策，令人心悦诚服”。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征程中，人们常常急功近利，忽视了慢性病的潜在威胁。我们需警醒于慢性病的存在，及时予以纠正。
刘少奇认为，当前右倾保守的危险还是主要的，急性病也要防止，但即使有些地方在建设上犯了急性病的毛病，也并不可怕。与此同时，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等人也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屡次对“反冒进”政策提出严厉批评，此番言论在党内及全社会激起了强烈反响，导致氛围变得格外紧张。随着“反冒进”一词不再为人所提及，冒进的势头因此获得了广阔的发展天地。
“大跃进”的宣传声势日益高涨，特别是在1958年5月和8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及北戴河会议上，其宣传声势达到了顶点。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发表的工作报告中，深入阐释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总路线的核心要义。
与毛主席同选国家主席
报告强调，务必迅速推进我国建设，使之成为融合现代工业、现代农业以及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在报告内容中，将建设速度问题置于极其显要的位置，并予以着重强调。
报告着重指出，我国经济基础原本薄弱，且面临帝国主义的严峻挑战，唯有加快发展步伐，我们才能迅速稳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显著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
因此，报告呼吁全国人民“奋勇向前，加速推进，高效节俭地投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与此同时，会议再次错误地评价了1956年的反冒进运动，认为某些同志过分夸大了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某些个别问题。
对于当时取得的辉煌成就，估计过于保守，这才导致了将1956年的跃进称为“冒进”的判断。由此，不仅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也对1957年生产建设领域的进展，尤其是农业战线的进步，造成了不利影响。
报告再次强调，毛主席提出的“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工业产品产量朝着实现“赶超英国”的宏伟目标迈进，这已然成为了全党上下共同追求的行动指南。
刘少奇对毛主席怀有无比的崇敬之情，故而对“大跃进”运动满怀热忱。因此，他在报告中强调，我们亟需培养出一批敢于打破陈规、勇于创新的人才，唯有如此，我们方能引领全国人民不断跃进，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在一系列会议上，毛主席反复发表讲话，大力倡导全党解放思想，勇于破除陈旧的迷信观念。中央其他领导及各省市区的负责人，以及国务院各部门的头目，亦相继表明立场，决心以“大跃进”的豪迈精神，加快推进经济建设的步伐。提出过高指标。
实际上，那时众多人的心中充满加快工程进度的热切期望，但对于具体的建设路径却缺乏深入了解。因此，在会议上所设定的诸多目标，过分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显然与客观现实的实现可能性相去甚远。
换言之，当时所提出的总路线虽然一方面体现了广大民众对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强烈渴望，然而另一方面却存在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严重不足。
紧随其后的北戴河会议，进一步加剧了八大二次会议中存在的偏差，甚至号召全党上下及全国民众齐心协力，力求在1958年的钢产量上实现翻倍，即达到1070万吨的宏伟目标。
会议明确指出，1959年的粮食产量目标应锁定在800亿斤至1000亿斤之间，钢铁产量需力争达到2700万吨，并争取突破至3000万吨。会议指出，我国将率先实现一个融合现代工业、农业及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
会议进一步提出，旨在营造迈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环境。此外，会议还强调，全国范围内应普遍设立人民公社。因此，会后迅速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热潮。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众人头脑发热。
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形成的“大跃进”浪潮，促使刘少奇的思想发生了剧烈的转变。面对1958年上半年令人振奋的形势，他不仅感到惊喜，而且从原先的“反冒进”立场转变为对“大跃进”充满热情与信心。
1958年四月，刘少奇在接见外宾之际，喜形于色地指出，先前设定的计划指标显得过于保守，亟需进行大幅度的调整。鉴于当前的情势，预计十年光景，我国便能追赶上英国的发展水平。自此，各行各业的工作都将迎来大步跨越式的发展。
进入七月，刘少奇在与工人群体进行交流时明确指出，我国与英国的差距并非需要十几年的时间来弥补，仅需两三年便可实现赶超。至于赶上美国，虽然表面上看需要十五年的时间，实际上也不超过这个期限，七八年便可以实现这一目标。超越英美即成全球最强国。
“人民公社化”运动
刘少奇称，中国将进入共产主义。不久之后，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得以一睹共产主义的真容。然而，这份过度的乐观并未持续太久。毕竟，他一向崇尚务实，很快就察觉到了那些逐渐浮现的问题。
遵照毛主席在南宁会议刘少奇于1958年2月至11月间，频繁外出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在此次视察过程中，他屡次发现诸多不遵循科学规律、忽视客观实际的情况，更有甚者，存在着弄虚作假、虚报夸大等不良现象。
譬如，刘少奇在河北徐水县目睹了所谓的“共产主义新村”，其景象不过是将“食堂”、“俱乐部”、“养老院”和“托儿所”等字样分别挂牌于几栋房屋之上。然而，这些房屋不仅缺乏新颖之处，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设施也未能具备。
刘少奇发现，徐水县及公社的干部们纷纷迫切地希望从集体所有制转型。全民所有制过渡过程中，有人误将全民所有制等同于共产主义。对此，刘少奇指出，我们必须深入研究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具体方式、方法和步骤。
在转变过程中切勿急躁，同时，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转变，亦非共产主义社会，而仍处于社会主义阶段。刘少奇郑重指出，唯有达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境地，方可称之为共产主义，这一要求颇为严苛，绝不应随意降低其标准。
随着刘少奇调查的逐步深入，他愈发察觉到全国范围内虚报产量的问题日益严峻，而媒体在报道时亦不加核实，这让他心中忧虑重重。他着重向地方负责人指出，务必坚决抵制虚假言辞，摒弃夸大其词的不良作风，务须脚踏实地。
返京之际，刘少奇在支部生活中表达了对时下国内形势的深切忧虑，并对先前一段时期内所持的盲目乐观态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自我批评。他坦言自己头脑一时发热，言辞略显过激，故而决定向党支部提交一份检讨。
刘少奇曾对石油工业部的余秋里指出，政治激励并非生产力本身，它仅能起到解放生产力的作用。例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一口号，似乎将人的“胆量”等同于生产力，实则流于唯心主义的误区。
刘少奇敏锐地洞察到的这些问题，毛主席同样有所察觉。鉴于此，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出的一些失误，自1958年冬季起，党中央和毛主席多次召开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并据此形成了相关文件。
这些发言与文件，在纠正“共产风”、“浮夸风”以及高指标等偏差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刘少奇同志对毛主席的这些观点，表示了完全的赞同。然而，这些讲话与文件所依据的基本前提，是对“大跃进”运动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予以肯定的。
因此，这些言论与文件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实质。对于已显现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认识上存在不足，因此，纠偏的举措显得不够坚决，亦未能彻底执行。
刘少奇在发言中亦坦言，去年的大跃进运动存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理应予以正视，并予以指出，然而过度指责实属无谓。随着缺点的逐渐减少，我们的经验也在不断累积，事业亦将因此日益精进。
应毛主席倡议及党内外的广泛共识，1959年4月27日，刘少奇同志光荣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将国家主席之位视为人民公仆的岗位，这一立场亦彰显了他担任国家主席一职时的真挚情怀。
7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原定的主要议题是对自1958年起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进行梳理与改正，然而，会议进程因彭德怀致毛主席的一封书信而意外转向。
会议最终走向了极端，演变成了针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及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会议结束后，全党范围内迅速展开了“反右倾”运动。终止了自1958年底启动的纠“左”运动。
在如此氛围与宏观环境的影响下，经济领域再度掀起一股持续“跃进”的狂潮，各类高指标亦如潮水般涌现。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作为推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标志，这一错误倾向正进一步扩散蔓延。
这种完全背离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不仅加剧了1958年“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国民经济的恶劣影响，更令人遗憾的是，原本应当抵制“左”倾错误的努力，却转变为反对“右”的倾向，这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大跃进”后，刘少奇一方面出于对毛主席的绝对信服，曾经很狂热地推动“大跃进”。但在全国各地实地调研后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却又刺痛了他的神经，面对一系列的问题，他深感不安。
刘少奇认识到了“共产风”、“浮夸风”和高指标等错误和问题可能导致的后果的严重性，但要纠正这些错误和问题，就必然会引起毛主席的不满， 这不禁让他心生一种强烈的“如履薄冰”的谨慎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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